户外徒步登山过程中发生意外，谁来对参与者的意外负责？参与者和组织者之间又如何分配责任？近日，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，当事人在徒步时偏离路线突发疾病意外身亡，法院最终认定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，被告活动组织者承担次要赔偿责任。 搜救5日后发现遗体 12月9日，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了解到，2023年9月，某公司通过公众号发布户外运动活动信息，载明了活动路线、报名须知、活动守则、免责声明等内容。张某报名参加了由该公司组织的户外登山徒步活动，并交纳活动费用98元，包含交通、领队和保险费用。张某在报名信息的“户外经验”中描述：有一定户外经验和露营经验，去过东灵山徒步露营，徒步过喀纳斯、京西古道、鹿皮关长城等。 2023年9月10日，张某随团乘车至河北省怀来县天漠景区老虎背参加上述徒步活动。当日15时许，有团队成员发现了张某的红色背包，之后确认张某不在队伍中年年岁岁，团队成员在红色背包附近找寻张某未果。当日18时许，领队张某一报警。 2023年9月15日年年岁岁，经过公安、消防等人员在天漠景区老虎背的搜救，在老虎背西侧坡下20米发现一具男尸，家属确认为张某。法医通过勘查现场以及对死者尸表进行检验，排除他杀、自杀可能。医院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显示，张某直接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。 张某亲属认为，吴某、某公司作为本次徒步活动的组织者，张某一作为徒步活动的领队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年年岁岁，造成张某死亡结果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诉至法院，请求赔偿张某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84257元，并向张某的亲属赔礼道歉。 组织者和参与者责任如何分配？平谷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活动组织者与参加者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。首先，被告公司作为此次徒步活动的发起人，制定出行日期、路线、经费、召集人员汇合并安排车辆，且向所有出行队员收取98元的活动经费，具有一定营利性质。该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应对其组织的活动的安全性进行保障。在人员登顶休息后，公司未及时关注张某的身体状况，而是丢下张某让其等待后续队员，未尽到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，应对张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其次，张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在参加被告公司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中，应遵守该活动的组织安排，跟随领队统一行动。发现张某遗体时，其位置处于路线之外的西侧山坡密林中，偏离了活动组织的路线，且公安、消防等组织大量人员在徒步路线附近搜救了5天后才发现其遗体，说明张某当时偏离公司制定的徒步路线较远。且张某发现身体不适时，未及时向领队报告，从而导致死亡的后果发生，因此自身也存在过错，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。 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，认定由张某自身承担主要责任，被告公司承担次要赔偿责任。本着妥善化解纠纷的原则，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，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，该案以调解结案。 参与者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法官表示，参与登山徒步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活动时，参与者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参与者人身损害的，参与者请求活动组织者承担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该案中，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需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承担主要责任，组织者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法官提示，在进行户外活动时，参与者要合理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严格遵守活动组织规则，遇到身体不适等情况应及时与活动组织方沟通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而活动的组织者也要仔细评估户外活动路线的危险性，随时关注参与者的身体情况，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，根据实际户外情况进行调整年年岁岁，确保活动安全开展。 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
在这些案件中，用户家中固定电话线终端多了一个闪烁着信号的“黑盒子”，这就是运行中的VOIP语音网关。它将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本地固话信号，每小时可拨打电话数千个。而部分被安装“黑盒子”的用户，误认为这就是普通的“机顶盒”。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特点，给境外诈骗来电披上了一层国内号码的“外衣”，以提升诈骗成功率。同时，不法分子通过远程控制异地设备，实现了人机分离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。
今年10月，滨海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破获的案件中，嫌疑人为了骗取通讯公司用户的信任，特意在网上购买了印有“联通”字样的背心。作案过程中，犯罪团伙也非常警觉，一般会安排一拨人上门安装，另一拨人上门拆卸，回收设备。他们使用一部电话的时间年年岁岁，一般仅有1到2天，就是因为担心被公安机关或运营商监测到该线路的异常行为。
刑侦总队七支队三大队大队长李玉国介绍，此类诈骗行为容易盯上老年人等群体，是因为部分老年人不了解如何判定“上门人员”的身份。应继续加强反诈宣传力度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。李嘉璐说，通常电信网络诈骗会包括“人物未知、线上沟通、利诱或威胁”等要素年年岁岁，当遇到这些要素时，必须提高警惕，增强防范意识，对“上门人员”进行充分的身份核实。而且，要通过广泛的宣传，进一步提升潜在受害群众的发现能力，避免其沦为电诈团伙的“工具人”。